此書已被日本改編為同名電影,之後香港的《不夜城》以及《新宿事件》也以此為參考範本。




     「80年代中期,日本政府公佈了招收十萬留學生規模的計劃。與此同時,中國政府也放開了鼓勵個人赴海外留學的政策。我和愛梅,都是這批中國留學潮的成員。」
李小牧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代赴日留學的人,他很快就體驗到了物價和金錢所帶來的困難。他發現當他交完學費,以及三個月的房租及押金禮金,他的全部積蓄四十萬日元已經全部花掉。


     「這正是泡沫經濟時代的尾聲。那些口袋裡有足夠零花錢的日本人,一到夜晚就頻繁出入於繁華熱鬧的娛樂場所,花起萬元面額的鈔票來,隨意得就像是扔掉一張張 擦過鼻涕的餐巾紙一般...要知道在當時,僅僅是一位客人在我們店裡一晚所花費的金錢,足以在我中國的家鄉湖南蓋起一座小樓了。」
時勢逼人,李小牧馬上打工,但因語言和簽證問題,得到的都是底層, 廉價的活,他幾份工打著,盤算出來的結果是—要有上學的錢,就沒有上學的時間。


    「一些本來抱著求學目的來到日本的正規的留學生當中,也有人逐漸染上許多不良習氣,甚至開始參與違法犯罪活動。特別是當時中國經濟發展還遠落後於日本,現 實中高額的學費和生活費用始終壓得中國留學生喘不過氣來。按照日本法律規定,留學生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打工,但涉及色情、賭博等行業是被禁止的,然而,實 際上誰都知道,還是有一大批學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。而一旦走上了那條路,再想回頭或剎車就不那麼容易,相反,他們只會越陷越深。在我的班級裡,有 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級時裝,還化了妝來上課,誰都明白她從事的是什麼工作。我最高的工資是搬家的每小時約一千二百日元,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 罵俏,可以很輕易地拿到每小時三千日元。還有一些膽子更大的,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庫賭博機上做手腳,居然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掙到幾千萬日元,這樣的巨款的 誘惑,可不是每個人都能抵擋得了的。」
於是這些人像辦法找起了快錢,書裡提到的,大部分都出現了在電影:賣假電話卡,偷東西,扒金庫做手腳。而當時的李小牧,在歌舞伎町做旅館清潔、餐館洗碗和派紙巾。

歌舞伎町主街

     「我打工的時間是從早上五點到晚上七點,中間會在飯館那裡得到一份免費午餐。愛梅沒來之前,我常常是在早上餓著幹活,那滋味是很難受的。但是,愛梅來了以 後,她天天都會在家做了早餐便當,然後風塵僕仆地給我送來,吃著她做的飯菜,望著她漸行漸遠的俏麗身影,那是我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。」
在歌舞伎町的跌爬摸滾,他發現了一樣潛在的工作,就是向過路的華人遊客做紅燈區帶路。案內人即介紹人,難聽的,是拉皮條。

     「日本的黑社會是全世界唯一被它的政府默認的。在歌舞伎町,黑社會的存在還起到平息很多小的衝突的作用。比如有人醉酒鬧事,夠不上打電話叫警察的,就讓黑社會的來擺平滋事者,叫他掏點錢賠罪了事。黑社會有黑社會的規矩,講黑社會的道理,講黑社會的遊戲規則。」
電影《新宿事件》選擇的時間是九十年代初,這對歌舞伎町是一個巨變的時代。九十年代開始,日本泡沫經濟爆破,經濟上八十年代的風光漸漸消失,同時在這個時期,日本警方開始管理日本黑幫,不在採用以前配合的方式,而是加強度的壓制。日本黑幫開始需要轉型,這也是電影提到的。
還有一點,中國人大量湧入。
    
     這些因素,都讓歌舞伎町重新洗牌,中國人的進入破壞了原先韓國台灣東南亞的格局,日本黑幫之間也在重新瓜分地盤,而日本的政府與警方也對此地重點監視與清理。
而當時局開始改變,李小牧發現,最讓他感到恐怖的人,不是那些衣著華麗時髦、大搖大擺招搖過市的黑幫分子,而恰恰是這些穿著落伍的汗衫加廉價運動鞋、儘量躲避眾人眼光、陰著臉自顧自走路的中國人。














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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